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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禁锢:戮害知识分子的法外之法

来源:http://www.marathondogs.com 作者:澳门金莎娱乐场网址-金沙jsa娱乐场 时间:2019-10-17 00:57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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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法的门前

  

  人类事物和物理事物一样,都有一个边界,边界以里属于该事物,该事物的本质也在这个范围以内显现,出了边界,就进入到其它事物中去了,如果这时候仍旧有什么本质显现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此事物而是彼事物了——这话说得有些拗口,简单说就是:甲非乙,乙非甲;或者说:太阳是太阳的事,月亮是月亮的是,两不掺和。

  “神经病!这有什么说头?”

  大有说头。这是因为人类事物毕竟不完全像物理事物那样精准和严谨,很多事物间的边界实际上是被打通的,有时候干脆就没有边界,比如法律,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就会构成法内法与法外法,彼此分别而又彼此交汇,太阳里边发生了月亮的事,月亮上发生了太阳的事,乱套了。

  作为例证,我先引用一个卡夫卡的故事——

  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守门人跟前,请求进去。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进去,乡下人问,以后可不可以进去呢?

  “有可能,”守门人说,“但是现在不行。”

  没想到通向法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乡下人往门里张望,守门人笑着说:“如果你想进去也不妨试一试,甭管我是否许可。不过我提醒你注意,我是有权力阻止你的;我另外还要提醒你,我是最低级的守门人,里面所有大厅都有守门人,他们一个比一个更严厉,更有权威,就连我都不敢看他们一眼。”

  乡下人被吓住了,不敢贸然进去,决定再等一等。守门人给了他一个小矮凳,让他在法的门前坐下。他就这样坐在那里,等啊等,等啊等,长年累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期间他无数次请求进去,守门人总是不肯答应。

  在漫长岁月里,乡下人恨透了守门人,似乎守门人是他进入法的大门的唯一障碍。最初几年他还大声诉说自己的不幸,后来他渐渐老了,只能独自嘟囔几句。他的视力变得很差,不知道是世界暗下来了还是眼睛在欺骗他……就在这种黑暗之中,乡下人看到从法的大门射出一束永不熄灭的光线。

  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弥留之际,守门人问道:“你现在还想知道什么?”

  “所有的人都想到法跟前去,”乡下人说,“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到这里来要求进这道门去呢?”

  守门人趴到乡下人耳边,大声解释说:“没有任何人能进去,因为它是专门为你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卡夫卡小说往往能够让你感受到一种精神撞击,感受到神秘和恐惧,这个故事也是一样。但是我在这里复述它不是要论说荒诞,我要说的是:在卡夫卡那个让人心碎的世界里,法,这项人类崇高的事物与人的现实存在之间是既有边界又没有边界的,法的门有形又无形,法的本质既在法之内又在法之外,法既是人类希望之所在,又是人类绝望之端倪——“乡下人”作为一种标志,不正是陷入到了这种被希望和绝望所蹂躏,最终休止于绝望了吗?世界上有哪个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比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的处境更能说明人类这样一种普遍境况呢?

  我们说一个作家伟大,不是因为他能够讲述刺激感官的虚假、媚俗、色情、暴力的故事(就像目前意识形态赞赏和鼓动的那样,就像主流文学、影视、戏剧大规模表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具有足够的思想和艺术穿透力,能够概括人类事物的精髓和人的灵魂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确实无人能比,他的精神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古老中国的历史深处和当下中国的所有角落,触及到了我们这些活在其中的人都很少注意到的种种景况。

  不知道为什么,从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身上,我总感觉叠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身影,一个总想“入世”探讨世界终极真理,却又永远被一种异在力量(“看门人”)搓弄,命运多舛,到最后只好无可奈何选择“出世”或者干脆消失为无的群体。

  我甚至经常从“乡下人”身上看到我们自身的命运。

  

  2.知识分子之维

  

  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比较明确的概念定义,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认为知识分子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文字的出现”,一是“哲学的突破”。“文字的出现”好理解,所谓“哲学的突破”则是指人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一个概念化掌握,即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除了生物性需求以外,他更有心理的需求,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有对终极价值的探索……总之,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想知道“为什么”的渴望。

  只有不断对世界和人生提出诘问的人才能够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降生到人间的目的,就是来解答这些问题的——这也是西方知识分子中大多都是教士、先知、哲学家的主要原因。知识分子从事的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的文化性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在功能上,两者相辅相成。

  社会发展早期,文字作为象征符号是极少数人才能够掌握的东西,具有一种神圣甚至于神秘的色彩。只有文字在一些人中成为必备的技艺,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知识分子才能做为一个阶层,一个身份集团出现,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

  但是在古代中国,尤其是秦、汉之际,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如果非要给这个群体下一个定义,很难逃出我们熟知的“方士”和“儒生”之类的人物,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即使这样,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个名称的内涵和外延都极为狭窄和拘束,有时候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概念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此不细究。

  “方士”与“儒生”作为简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活着的那个年代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顾颉刚先生(1893-1980)的《秦汉的方术与儒生》一书考辨古史,“说明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说明博士和儒生怎样地由分而合,又怎样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样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说明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言》)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方士”与“儒生”的作为。

  什么“作为”呢?

  这就是嘤嘤在权力者身边,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为统治集团服务——你看,他们从事的不是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和“为了给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进行所谓“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的文化性活动”,他们的目的似乎也不是“为社会建立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价值系统”,他们简直是为政治而生为政治而死,政治构成了他们全部文化活动的根基。正是这种作为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特征。

  我非常赞同顾颉刚先生“‘方士’‘儒生’与统治阶级互动,‘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从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和辨伪中,我们在巍峨森严的皇宫总是能够看到知识分子忙碌的身影:忙着帮助统治者“治民”,忙着为统治者的统治寻找合法化借口,忙着为自己寻找一处安逸之所……孔子宣称“立志于道”,绝不是要立志于个体主义或者说文化意义上的人道,而是立志于政治的官家主义的官道,所谓士“重道义,轻王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遮羞布而已。

  西方出了一个马基雅维利就成了不得了的事情,四百多年以来不断有人对这个为君主出过主意的人进行道德谴责,好像他应当为所有时代的暴政承担责任一样。殊不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马基雅维利式的知识分子多得简直如同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韩非同志,仔细阅读,你会发现《韩非子》一书提出的阴森森驭臣、治民主张,远非薄薄的一本《君主论》所能及,就其虚伪、奸诈、阴险、凶狠程度而言,韩非同志也远在西方那个马基雅维利之上。

  这样好的一些同志,得到了统治者怎样的对待呢?当然是好的对待了!

  中国知识分子蝇营于“利出一孔”的专制主义政治机器面前,一般都为自己找到了舒适的位置,有的甚至位高权重,成为地位显赫的权势者,以至于你很难再把他归拢在知识分子名下——在我看来,韩非、李斯、董仲舒之流绝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而是地地道道的政客和帮凶,是国家统治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人,在巨大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诱惑下,即使勉强列入知识分子行列,也往往像意志被欲望击穿了的女人那样,在权力者的威逼利诱下做“妥善的”妥协,不再推拒,放弃了坚守,“让该发生的发生吧!”结果就失贞了——失贞了的知识分子不再顾忌被人指责为附庸和奴才,“反正我活得不错,就连皇帝也隔三岔五宠幸我一回呢,哪里还管得了那许多?”

  顾颉刚先生的考据虽然着眼于辨伪,学术的色彩浓厚一些,但是我们仍旧可以从他的研究中看出来,所谓“方士”与“儒生”,大致上也就是这么一些东西,并不怎么让人敬重。

  历史总是充满了悖论,就在我们艳羡知识分子常常得到好的对待之时,我们还同时看到这么好的同志却又经常遭受不好的对待,成为专制集团残酷惩治、戮害、诛杀的对象(“焚书坑儒”是一个典型案例),反倒从另一方面让我们对这个不值得敬重的群体敬重了起来。

  敬重他们什么呢?难道他们也进入到帕森斯描述过的境界——“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宇宙世界有一个概念化掌握,即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人不只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除了生物性需求以外,他更有心理的需求,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有对终极价值的探索……总之,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强烈的想知道‘为什么’的渴望”——了吗?他们的精神原野真的有这样一种令人赞佩的维度吗?

  我们通过另一桩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事件,即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来做考察。

  

  3.千古不变的政治秘戏

  

  极权主义状态下,政治永远是宫廷里的事,少数人的事。

  孔子同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说这句话有多达六种句读方式: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每一种句读之间都有细致差别,甚至关乎对孔子为政思想的评价问题。本文只采用第一种说法。)的主张被我们赞叹,不是因为他道出了多么深奥的哲学主张,而是从最接近事实的角度概括了一种中国政治最典型的伦理特征,即“民”被排除在政治架构和政治进程之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使”他们的那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不愿意让“民”知道不该知道的东西,比如什么“宪政”、“自由”、“民主”之类——所有这一切都被我代表了,你们就甭操那么多心了。

  能够宣称代表“民”的人只能是少数,这就好比牧者数量必然少于羊的数量一样。假如有一天羊比牧者多了,把牧者围起来咩咩地叫,想把牧者赶到一个地方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还叫牧者牧羊吗?那是羊牧牧者,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太阳里边发生了月亮的事,月亮上发生了太阳的事”,乱了体统。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景,对不起,牧者就要杀羊了,血流成河也不要紧——自秦以来,杀的羊还少吗?漫漫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牧者与羊群构成的社会系统,是一个稳固的金字塔,站在顶端的那个人就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到什么时候皇帝都只有一个,你听说过哪朝哪代有三五个七八个百十来个皇帝的?没有。同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簇拥在宫廷供皇帝御使的统治集团相对于羊群来说也永远是少数人。

  皇帝的位置一般来说很难动摇,除非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其实还是一个皇帝代替另一个皇帝),这样,争取到位高权重的“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的位置,就成为各方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主要动力,所谓宫廷政治,除却皇帝想方设法维护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之外,指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尽管宫廷政治很在意动员民众热情(就像发生在我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样),但宫廷政治又是一种实质上没有公民意志参与的政治,是最为阴暗、野蛮、肮脏、血腥的政治,让我们尴尬和遗憾的是,为了成为“簇拥在皇帝身边的人”,相当一些知识分子都禁不住诱惑,浸淫于这种腐朽政治而不能自拔,上演了很多喜剧和悲剧。

  由于宫廷政治绝对排斥皇权专制以外的任何意志,而知识分子又特别热心于意志表达,结果这里边就充满了危险,犹如在刀锋上行走,不定什么时候,你就被利刃切穿了——“焚书坑儒”切穿了467个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切穿了数十万个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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